时代：旧石器

　　地址：朔城区峙峪村附近

　　遗址描述

　　峙峪村位于大同盆地西南朔州黑驼山东麓，桑干河上游的支流峙峪河绕村而过，西、北、南三面由群山环抱，东面是广阔的桑干河平原。遗址就在峙峪河与小泉沟汇流处的一个孤立的岛状沙丘中。

　　遗址面积南北长100米，东西宽15米。1963年调查发现并进行局部发掘。发现的遗物有:人类枕骨一块，石制品15000多件，烧石和烧骨等多块，装饰品1件、各类动物牙齿5000余枚。该遗址以细小石制品为主要特征。时代属晚更新世，经C14测定，距今为28945±1370年和28135±1330年。

　　峙峪遗址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器和装饰品。出土石器有：尖状器、雕刻器、刮削器、石镞等两万余件。制造石器的原料有脉石英岩、硅质灰岩、燧石、火成岩等。石器主要是小型的，大型石器极少，砍砸工具罕见。此外，发现了细致打击成的骨尖状器，其它一些打制痕迹清楚的骨片，也可作为某种工具使用。还有1件可以反映磨制钻孔技术的扁圆形石墨装饰品。

　　与灰烬、石器、烧骨共存的动物化石，有的往往密集成层，大多为单个的动物牙齿，总数达5000余颗，还有大量被人工击碎的兽骨片。哺乳动物化石中最多的是野马，至少代表120个个体，野驴88个个体，显然这两种草原动物是当时人们猎取的主要对象。

　　峙峪遗址是华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对研究旧石器晚期文化及细石器文化的起源，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遗址研究遗址发现

　　据C14同位素年代测定，峙峪遗址的绝对年代距今约2.8万年。遗址的出土文物非常丰富，石制品约15万件，还出现了比较进步的间接打制产品，如扇形石核和小石叶。有一件石墨做成的穿孔装饰品，光滑的一面和边缘都经过磨制，磨擦痕迹很清楚，它表明远在2.8万年前，钻孔和磨制技术已在中国出现。同时，这些石器标志着典型细石器雏形和复合工具的诞生。通过对峙峪遗址出土动物化石研究表明，发现在面积不大的发掘范围内有众多的马类猎获品，实为旧石器遗址之罕见，因此峙峪人又被誉为“猎马人”。峙峪人以弓箭和棍棒捕获这些草原动物，从事以狩猎为主的生产活动，创造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最为出色的的猎马人文化。

　　遗址历史

　　山西旧石器晚期后一阶段文化，是中国最具代表的几个细石器文化之一。它是由近20个地点构成的遗址群，散布于中条山主峰历山东麓的山间盆地边缘。因沁水县下川附近发现最为丰富，被命名为“下川文化”。据C14年代测定，距今约23000～16000年。山西境内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除下川遗址外，还有1964年在吕梁山西麓的黄河东岸地区发现的“薛关遗址”(在蒲县薛关村昕水河右岸)、1980年发现的“柿子滩遗址”(在吉县清水河畔)，以及偏关县及与其接壤的内蒙古准格尔和清水河一带的数十处地点。它们距今时代大致相同，约13550±150年，文化面貌也基本一致，石器的加工技术和形制风格与下川文化也都有或多或少相近之处。但是，它们出土的典型工具是各式各样的尖状器和刮削器，这说明当时的人类已掌握了修整兽皮、缝制兽皮御寒的技能。最有价值的是，在柿子滩遗址发现了两幅山西迄今发现最早的岩画，均以赭红色赤铁矿粉末涂绘而成，一幅为裸体女性图，一幅似狩猎格斗图或舞蹈图。这一发现，说明当时的人类已有了用图画形式反映生活的要求，有了丰富的精神文明生活。

　　遗址化石

　　峙峪遗址位于朔州城西北15公里的黑驼山脚下，是一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中国科学院1963年发现。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除发现大批细小石器和大量动物化石外，还发掘出数百件有刻划痕迹的兽片和一件人类初期的武器——石旋。

　　1963年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工作者在朔城区峙峪村北的黑驼山脚下，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处遗址距今约两万八千年，1965年被确定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峙峪遗址是20世纪60年代我国发现的一处较大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这处遗址以出土大批精巧的细小石器和伴随大量的哺乳动物遗骨而著称。在两万多件人工砸击过的碎骨片中，有数百件留有清晰的数目不等的直道。

　　专家们根据兽骨片的刻划痕迹推测：在文字发明以前，这很可能是人类最早使用的计数符号。在峙峪遗址的剖面上，可以看到文化层中的两个灰烬层。下面的灰烬层0土了一件有较为复杂图像的骨片，骨片刻划痕迹十分清楚，易于辨认，显然是峙峪人有意识的骨雕。峙峪遗址出土了一件石墨磨成的钻孔装饰品，这说明峙峪人相当进步，已能使用技术很高的石制工具。另外，在这里亦发现一件石镞，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武器，证明当时人类已发明了弓箭。全部出土遗物告诉人们：当峙峪人在这里生活之时，山上森林茂密，丘陵灌木郁闭，平川草肥景胜，河里鱼游水涟。当时生活在峙峪一带的动物有羚羊、野马、野猪、鹿、鸵鸟等。峙峪人猎食最多的是野马，所以峙峪人也称“猎马人”。

　　在峙峪遗址还发现一块人类枕骨化石，通过对枕骨化石特征的分析而推断：峙峪人早于山顶洞人，但晚于山西丁村人，距今至少有十万年的历史。这表明，他们十几万年前已经开始劳动。生活和繁衍在朔州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峙峪文化属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周口店第一地点、许家窑遗址、峙峪遗址这一代表华北旧石器文化发展进程的极其重要的组成环节，是华北新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产生的基础。峙峪遗址的发现，为中国考古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科学资料，为研究亚洲、美洲旧石器时代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这说明在“许家窑人”后，人类在桑干河流域日益发展和昌盛，标志着中国史前社会的繁荣和进步。

　　1963年发现于朔县的峙峪村，距今约2.8万多年。发现有人类枕骨化石一块，野马、野驴、水牛、羚羊、披毛犀、虎、狼等脊椎动物化石5000多件，骨器和细小石器3万余件。其中石箭镞的出土，说明峙峪人已经发明了弓箭，这是人类改进工具增强征服自然能力的重要标志。峙峪人是许家窑人的后代，他们在体质形态上，已经和现代人相似，社会组织上，已经进入了母系氏族公社初期。

　　化石研究

　　通过对动物化石的综合鉴定得知：在峙峪动物群中有蹄类所占的比例最大，种类上占70%，数量占95%以上，构成这一动物群的主要部分，其中典型的草原动物有蒙古野马、野驴、普氏羚羊、鹅喉羚等。

　　在我国，蒙古野马最早的化石记录见于丁村遗址。据现代动物地理资料，蒙古野马是一种喜冷的草原动物，分布在阿尔泰山以南、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及玛纳斯河流域，沿乌伦古河向东分布到北塔山附近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科布多盆地，较我国更新世晚期的分布区的已知南界（襄汾丁村）在纬度上北移了9?左右，年平均气温相差约10℃。

　　根据动物群的性质分析，峙峪遗址的地质时代应属于更新世晚期。峙峪人当时的生活环境是草原与灌木草原地带，气候比现在冷一些，且较为干燥，冬夏的温差相当大。在这种环境下，“峙峪人”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只能是狩猎，峙峪遗址中发现大量的动物骨骼便是有力的证据。

　　对峙峪遗址动物化石的研究表明，马类动物占到了食草类动物的90%以上，初步统计至少有120匹野马，88头野驴。如此众多的马类动物化石发现于面积不大的发掘范围内实属罕见，显然这些野马、野驴并非自然死亡。考古学者们断定，“峙峪人”的认识能力和狩猎水准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们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懂得根据兽类生存情况，较集中地捕猎一、两种动物。贾兰坡先生在发掘报告结语中称峙峪一带的原始人类为“猎马人”，后来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中也沿用了这一说法。-

　　使用弓箭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峙峪遗址中，发现了我国迄今所知时代最早的一件石镞。可以推断，“猎马人”已发明了弓箭，这是前所未有的武器，等于把手延长了几十米，在当时来说是最有威力的狩猎工具。弓箭使狩猎的范围扩大，提高了捕猎的效率，从而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峙峪石镞以燧石为原料，用非常薄的长石片制成，前锋锐利；一侧边缘经过很精细的加工，另一侧保持石片原有的锋利刃缘，只在靠近尖端的部分稍加修理，以使尖端更为周正；与尖端相对的底端左右两侧均经加工而变窄，状似短短的镞铤。如此典型、精致的石镞，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中尚属首见。

　　我国古代传说羿为颛顼的后裔，以善射著称。又有“羿射九日”的神话，赞美羿的伟绩。于是后人就把弓箭的发明也归功于羿。比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的《势备篇》载：“羿作弓弩”。其实弓箭真正的发明时代，比传说中羿的年代更为久远。-

　　从石镞的加工精细程度看，人类最初使用弓箭的时代，还要比这早一些，至少在距今3万年以前。原始弓箭是用竹木制造的，极易腐朽，很难完整保存至今，所以在考古发掘中往往只能见到镞，而见不到弓。-

　　就弓箭的基本结构来说，虽然只有弓、弦、箭三部分，但是其中包含的技术知识却相当丰富，不仅涉及多种材料的选定、多种方式的加工和多元联结的技术，而且还有一定的弹力形成和箭体飞行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弓箭的制造技术是原始社会人类经验和技能的结晶，是原始军事技术的最高成就。弓箭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比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它许多发明……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石刀石锯

　　峙峪遗址出土的“斧形小石刀”，应是我国现知时代最早的一件打制石刀。该石刀用半透明的水晶制成，有宽约三厘米的弧形刃口，两平肩之间有短柄状呈凸形的突出。整个器型规整而小巧，精致而美观，以前在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还未曾发现过这一类型的石器。考古学者推测，小石刀应为切割猎物之用。它在使用时很可能装有木柄或骨柄，与该遗址所出的石箭头同是我国早期复合工具的代表。-

　　在峙峪遗址中还发现了我国称得上锯的最早遗物。这类“石锯”由刮削器发展而来，是把薄石片的一侧边缘修理成锯齿状刃口，敲击出来的刃缘比较均匀，刃口薄而锋利，当锯使用是很可能的。这类“石锯”既可以锯截，又兼作刮削之用，因此，考古学家在峙峪遗址的发掘报告中，称之为“单边刃刮削器”。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一直公认锯的发明者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工匠鲁班，并将他发明锯的过程讲述得绘声绘色。其实这是由于锯的产生太久远了，史前时期又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后世的人们便将锯的发明归功于所能追溯的最早的能工巧匠身上，正如把找不到发明者的车船、房屋之类均推原到人文始祖黄帝一样。

　　石墨装饰品

　　在出土的文化遗物中有一件用石墨磨制的钻孔装饰品，这可能算是人类最早的艺术品。还发现一件骨制尖状器和许多有刻划条痕的骨片。“如果确属人工刻划的符号，那就使我们联想到传说文字发明以前‘结绳记事’、‘契木为文’，都不会是无稽之谈，而是人们实际生活需要的产物。”（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裴文中先生高兴地说：“峙峪骨片表明中国旧石器艺术已初露端倪！”（《考古寻踪》，山西人民出版社）

　　3研究表明-贾兰坡先生认为：只有把峙峪遗址放在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系列中来观察，才可以充分理解它的意义。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至少有两个系统，其中之一是“匼河——丁村系”或称为“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其基本特征是利用宽大石片制造各类型的大砍砸器；另一个系统就是“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人遗址）—峙峪系”（简称“第一地点—峙峪系”），或称为“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其基本特征是利用不规则小石片制作多种类型的细小石器。“第一地点—峙峪系”在华北分布很广，这个丰富多彩的文化系统是华北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的先驱。峙峪遗址的意义恰恰就在于它是北京人文化与细石器文化的联系环节之一，并为亚洲、美洲细石器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按照贾兰坡先生的说法，中国以及东亚、北亚和北美的细石器，总的来说属于同一传统。虽然可以把这一传统的细石器的起源，追溯到北京人时期，但和“中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细石器文化最接近的却是峙峪文化。在峙峪文化的组合中不仅见到有在细石器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石镞、拇指盖状刮削器等，还有扇形石核。峙峪的扇形石核，虽说没有“中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细石器文化中的典型，但已初具规模。在峙峪文化遗址中还见到代表细石器文化特征的长石叶，这是我国所见到的最早的用间接法剥落的石叶。

　　“第一地点—峙峪系”石器传统是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狩猎型经济类型的文化产生的基础，是这一经济类型的人们对生产工具特殊要求的反映。在细小石器传统中，与狩猎有关的工具占主体，其经济生活当以狩猎为主，辅以采集。

　　从细石器文化在中国的地理分布，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生活的大致轮廓。我国北部、西北部和东北古代的一些氏族，是以细石器为共同特征的。他们绝大多分布在沙漠草原或高山地带，最初过着以狩猎为主，以采集为辅的经济生活，从狩猎活动中逐渐学会了驯养畜群，产生了畜牧业；为了长期饲养畜群，需要储备饲料，于是又从采集发展出原始农业。在新石器时代特别是稍后的阶段里，我国北部地区广泛出现了细石器和石锄、石斧等农具的混合文化，是亦猎（包括驯养家畜）亦农的标志。